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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从孙中山到
发布日期:2019-10-01 14:29   来源:未知   阅读:

  “许知远:从孙中山到”是一篇关于“孙中山,,共和国,地缘”的思想性文章,由许知远(作者)创作而成。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欢迎转发,在微信朋友圈扩散,让更多的人看到。当一辆饰有黄黑两色绸带的白色灵车在1997年2月24日上午由301医院开上长安街时,很多人想起了1976年的1月15日。我

  “许知远:从孙中山到”是一篇关于“孙中山,,共和国,地缘”的思想性文章,由许知远(作者)创作而成。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欢迎转发,在微信朋友圈扩散,让更多的人看到。

  当一辆饰有黄黑两色绸带的白色灵车在1997年2月24日上午由301医院开上长安街时,很多人想起了1976年的1月15日。我们至今仍很难描述周恩来的去世所带来的全国性悲痛,更无法辨别成千上万拥挤在长安街两旁、在寒风中瑟瑟颤抖的中国人是在为周恩来本人还是在为自己长期抑郁的情绪而泪流满面。

  尽管在此之前的7年里惟一的头衔仅仅是国家桥牌协会名誉主席,他也成功地实现了1985年接受迈克·华莱士采访时的承诺:“如果我在去世前退休,这会有助于实现现行政策的连续性。”但他的去世依旧带有某种突然性。他遗憾地错过了4个月后的香港回归,他也没有看到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更进一步的改革举措,还有2000年小康目标的实现……

  当然,更深刻的原因是,人们永远不能习惯于伟大人物的逝世。尽管已经93岁了,可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一个能够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带出混乱、贫穷的人足以永垂不朽,更何况他在88岁时依旧可以“南巡”。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几乎完全离开了公共视线,但关于他的健康状况的流言仍强劲地影响着香港与台湾的股票市场。

  当在1997年2月19日逝世的消息最终被确认时,它激起的世界性的反应值得理解。当他与其同伴在1949年指挥百万大军进行渡江战役时,同代人中只有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蒙哥马利等人指挥过如此庞大的军队;当他在1956年成为中国的总书记时,世界的政治舞台是由、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卡斯特罗、戴高乐、丘吉尔、阿登纳、尼赫鲁组成的;当他在1978年再次复出后,他与里根、撒切尔、基辛格、密特朗相互握手,并比戈尔巴乔夫更早地推行了中国式的“新思维”——改革开放,他有足够的理由说69岁当选总统的里根很年轻;而当他去世时,婴儿潮一代的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成为新世界的三驾马车。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世界各国对于的悼念超越了惯常的外交辞令,尽管对于杰出人物的评价常常局限于那几个名词与形容词,却还原了这些词汇本来的庄严面目。科菲·安南说他“不但在自己的国家,而且在国际社会,将作为中国现代化和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的主要设计师而受到人们的怀念”;克林顿称“中国今天的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的重要作用在很多程度上是因为邓先生决定使他的国家对外部世界开放”;叶利钦说他是“使伟大而古老的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改革的宣告者和设计师”;奥尔布莱特在与英国外交大臣里夫金德会谈时得知这一消息后说,“他是一位历史性人物”;即将离开香港的彭定康与奥尔布莱特作出了类似的判断;科尔在一份声明中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金正日则称他的功绩“永放光芒”,卡斯特罗呼应为“对建设和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做出宝贵贡献”。乌克兰总理拉扎连科的吊唁之辞兼具了所有评价:“我们生活在大变革时代。许多领袖出现在国际舞台,而离去时未能在社会历史上留下明显的足迹。有些能对某些国家的发展进程产生影响。只有极少数特别杰出的、非凡的人物不仅能改变伟大民族的历史进程,而且能改变当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就是这样的伟大领袖。”

  对的悼念在2月25日达到了高潮。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有一万人参加的追悼会上,身穿黑西服、胸佩白花的治丧委员会主席在演讲中几次因激动而啜泣。大约有3000人站在城楼上默默哀悼,而北京火车站的大屏幕前,至少肃立着500人,他们耳边还传来高音量的汽笛鸣叫声——全国各地的车船与工厂的汽笛全被拉响了。很多街道呈现出与忙碌的90年代截然不同的空旷感,路透社记者写道:“许多商店关门,大街上只有少量骑车者、出租车和公共汽车在空荡荡的大街上行驶。”

  在那一周里,几乎中国所有的报纸、杂志都以黑色作为设计的主色调,并刊登了新华社长达5000字的悼文。很多媒体力图捕捉邓的逝世所蕴涵的隐喻——领袖的病逝总是带来某种变革——它可能朝向好的方向,也可能导致动荡。

  政治分析家则倾向于将的去世与1976年9月9日的去世联系在一起,因为邓与毛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更为匹配。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就可以看到归属的是“致力推进中国现代化”这一漫长的传统,这种追逐贯穿整个20世纪的中国,在前面的是孙中山和。

  正如大多数历史学家宣称的,惟有了解历史,才能理解现在。在试图定义1997年2月19日的去世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之前,我们必须知道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病逝时的中国。

  孙中山在1924年的最后一天乘坐火车到达北京时,他的病情已进一步恶化。尽管当时并未诊断为癌症,《纽约时报》已匆匆在1924年5月15日宣称,中国的革命领袖——孙逸仙已去世。

  前往北京的目的除了就医外,被革命弄得身心疲惫的孙中山真心希望与那位号称“基督教将军”的冯玉祥达成协议,后者刚刚控制了北京并将末代皇帝驱逐出紫禁城,并具有明显的亲苏倾向。

  十多万民众拥挤在永定门火车站欢迎他的到来,在当日发表的《入京宣言》中,孙中山再次重复了他的救国论——“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力,乃为救国……”在过去的大半生中,他已经尝试过各种救国之道。他先是放弃“医民”而转向“医国”;他在28岁那年试图向李鸿章呈上长达8000字的改良中国的建议,并坚称:“以中国之人力材力,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李鸿章的冷漠无疑加速了他走上一条更为激进的道路,1894年11月24日,他成立了“兴中会”,而两个月前结束的甲午海战几乎宣告了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的正式破产;尽管孙中山自幼就接受了西式教育,13岁就远赴檀香山,并笃信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他仍不自觉地从传统中国中寻找理论依据,他的著名口号“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取自朱元璋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就连“兴中会”的宣言亦沾满骈文色彩。

  1895年,与孙中山同乡却在当时更具影响的知识领袖康有为及其学生梁启超采取了“公车上书”的行动,就像16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一样,时年37岁的康有为通过刻意误读而赋予传统经典以新含义,并因此吸引了大批被旧空气窒息的新知识分子与官员。他在1889年写作的《孔子改制考》将儒家创始人孔子塑造成“变革的爱好者”,试图将西方科学引入儒家。《马关条约》的签署是“公车上书”的导火索,这份18000字的奏章征集了1000多名正在京城赶考的考生的签名,这或许是自东汉太学生集体干政以来最大的知识分子运动。

  而孙中山则在同一年表现出伴随其终身的暴力与梦想气质。有关孙中山的暴力倾向至今仍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李鸿章的拒绝接见只是表层的原因。自29岁以来,孙中山鼓动了一次次惨烈的革命,有时甚至是无谓的牺牲。或许他的潜意识与另一位革命者谭嗣同不无相似——通过流血来唤醒民众意识。他不相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梦想,深信推翻清王朝是实现复兴中国的前提条件。

  对于1895年流产的广州起义,当时的英文报纸《环球电讯报》这样报道:“他们计划以夺取广东的胜利为开端展开全国性的起义。为此,革命者从香港发出400只平底小渔船赴广东准备发动革命。但这个秘密计划很快被泄露,清帝国主义当局立即逮捕并处决了15名首要分子,余党则设法逃脱。”

  在未来的30年中,孙中山一直在试图克服自己在这次夭折了的行动中表现出的弱点,却未获成功。他终身都未能建立起一个严密的组织,从兴中会、同盟会到,他只是名义上的领导者,组织的行动也常常泄密,在面临背叛时,他束手无策,只能选择流亡他乡。在他逝世时,他仍只拥有广东这块根据地。他从未能理解“权力”的真正含义,尽管他被普遍视作“现代中国”的缔造者,却没有能力将中国引上一条富强的道路——这需要更强有力的领导者。

  1911年春天,湖南长沙18岁的在学校的墙上贴上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蓝图: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广东黄花岗72烈士的牺牲刺激了这个年轻人,他和朋友们用剪掉辫子与上街示威来抗议清政府。

  到了10月10日,被无数这样的青年敬仰的孙中山终于有可能成为新中国的领导者。这场革命充满着戏剧色彩,它由原本效忠于清政府的设在武昌的新军发起,并推举了勉强同意的保守派黎元洪为领袖,而孙中山此时正远在美国。尽管各省的独立行动有力地声援了湖北的革命,但习惯于王朝更替的中国人并不知晓这次“造反”有哪些新含义。像鲁迅所写的阿Q一样,青年以割掉辫子的行动象征与旧秩序的决裂,但谁也不清楚新秩序意味着什么。张国焘的父母禁止14岁的儿子外出参与革命行动,也禁止他立刻剪掉辫子,因为“他们一方面觉得大清帝国有点靠不住了”,但同样有大量的传闻显示“孙文不过是一个草药郎中”,他能够主宰新中国吗?

  就像列宁通过瑞士的报纸才知道1917年3月俄罗斯的暴动,孙中山彼时正在科罗拉多丹佛市继续为革命做着募捐活动。美国舆论对他持有怀疑,10月10日的《纽约时报》社论称孙的募捐工作不会成功,而第二天又有一家报纸认定:只有袁世凯是惟一能将和平与秩序给予中国的人。

  直到10月12日上午,孙中山在赶火车去堪萨斯城前用早餐时,才在一份当地报纸上知道这一事件。在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的描述中,孙中山意识到新政府的命运很可能由列强决定。他火速赶往华盛顿而非中国,在被当时的国务卿诺克斯回绝私下会见时,他又前往伦敦,但英国外交部只给出了“中立”的信号,接下来,他在法国总统克里蒙梭那里也毫无收获。西方主要国家政府将孙视作“流亡分子”,在他们眼中,“孙大炮”的绰号暗示了他蕴涵的破坏性与不稳定性,而非中国人欢迎的革命精神。

  在1917年4月8日的苏黎士车站上,列宁的朋友、后来的苏联教育部长AnatoliLunacharsky记录下这位流亡领袖所说的话:“终于,终于,我将抵达我出生的地方,我一直在为它做准备,我准备整整一个政党,没有它,我们的生命将是不完整的。”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在结束16年的流亡生涯终于回到上海之时,他所受到的欢迎颇具象征色彩。当国内一些报纸纷纷揣测他从美英法带回了军舰与大批贷款之时,孙却对记者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着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7天后,孙中山得到了17联省的支持,尽管他“不名一文”,除了一个松散的革命组织并无军队,然而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他比旧朝廷的袁世凯与新革命的领袖黎元洪更值得担当新政权的大总统,即使它是临时的。

  1912年1月1日场面隆重的就职典礼既是孙中山一生的巅峰时刻,也标志着转折的来临。未来的中外历史学家无一不承认孙是现代中国之父,正如列宁之于苏联、凯末尔之于土耳其。尽管孙中山本人常被反复无常、缺乏领导力的攻击所困扰,但他对于未来中国的方向却保持着一致的清晰——建立现代制度。他在1905年即已提出了将国人改造成现代公民的意愿,在辛亥革命后他也表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

  无人能够预测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时未来中国的局面。那一年蒋介石25岁,在辛亥革命时参与了杭州的起义,并成为临时组建的沪军第五团的团长,而他尚未见过国父的模样;18岁的是一名常帮战友写信、每月挣7元钱的新兵,他被革命鼓舞着,他的政治蓝图至少已实现了1/3(孙成为总统),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当时7岁,他正式的名字是邓希圣,他的父亲希望他背熟“四书五经”,以追随传统圣贤。

  孙中山的总统任期仅仅持续了两个多月,他不仅丧失了职位,还必须承认“袁世凯是当今惟一能够统一中国的人”。接着,他最得力的助手宋教仁被暗杀,依靠议会制而再造中国的努力失败。他发动了二次、三次革命,以对抗袁世凯的复辟企图,在紧接而来的流亡生涯中,除了1916年与他长期的资助人宋查理的女儿宋庆玲的婚姻外少有成功。

  1917年,孙中山仍未意识到一个严密的组织、一支可以支配的军队、一块坚固的根据地是保证革命成功的基础。在广东军阀陈炯明的帮助下,他在广东建立了政府,但天然的梦想气质不断催促孙中山统一中国,他的革命决心与陈在广东的统治利益发生了冲突,他被后者通缉,逃离,半年后,在临省军阀的帮助下才于1923年初回到广州。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俄国与中国的战争》一书中说,倘若不是过早逝世,孙可能成为一名。他从美英学习议会制度与现代政府,却在民族主义情绪上与“反对帝国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更近似,他在西方主要国家面临的外交挫折,也促使他接近俄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甚至孙中山与列宁对待革命的气质都有几分类似,“不断革命”是托洛茨基发明的著名词汇,它促使列宁在二月革命后,发动了十月革命。而这个词同样适用于孙中山的一生。十月革命不仅使身在北京的李大钊、陈独秀倍感振奋,它同样令52岁的孙中山在1918年致信48岁的列宁:“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有着同样的目的”,而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则让孙更想建立一个“同样新式和巩固的制度”。

  但无可否认,现实利益在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中扮演了最重要的推动力。因为,即使列宁与孙中山彼此间存在若干好感,但直到1923年春季,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才飞赴广州。此时,中国已经成立将近2年。

  鲍罗廷在1923年春季到达广州后,就成为了当地的大人物,人人都想去他那里坐坐。同样曾倍受现代化困扰的俄罗斯如今成为了渴望缔造新世界的中国政治精英的偶像,尽管列宁已身处病中。共产国际早在1919年成立时就将中国视作扩散革命的最佳地区之一,它指导了中国的建立,但对正经历着西方围困的苏联来说,拥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孙中山领导的肯定是更好的“扩散革命”的对象。

  39岁的鲍罗廷目睹了与在接下来4年中的合作。作为孙中山最可能的继承人的蒋介石对苏联表现出明显的热情,他在1923年8月获得了前往苏联的机会。当蒋介石在苏联时,周恩来与仍在法国。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是由前往不同国家的留学生与流亡者来主宰的。日本是20世纪初中国青年的最好选择,它旅费便宜,而且日本战胜俄国的经验更令人向往,它是孙中山喜欢的中途站,它激发了陈天华与邹容的革命热情,是梁启超的主要流亡地,是周氏兄弟的文学启蒙地,蒋介石也在那里学习到了基本的军事作战理论;以胡适为代表的留美派大多数选择了学院生涯,其中的杰出人物普遍与政府保持了紧密的联系,他们造就了政府自由派倾向的一面;留苏一派试图指导中国的革命,却常常将革命推入死角,苏联理论最终让位于的农民战争经验;留法的年轻人中涌现出了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与、陈毅,法国的艰苦生活也或多或少地促使这些年轻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就在周恩来、在巴黎寻求革命真理时,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庞德、斯泰因、马蒂斯也在巴黎寻找艺术真理。塞缪尔·贝克特称这里是“年轻人的天堂”。

  鲍罗廷肯定可以进入最具效率的西方专家的行列,至少他总将自己表现成无所不能的独行侠。在孙中山前往北京前,鲍罗廷帮助重组了,他不仅帮助不无担忧的孙中山赶走了陈迥明残部的进攻(孙中山能直接指挥的不过是他的150-200名卫兵),还和孙一起筹建了在1924年1月20日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国共两党的合作明确无误地开始了,是参加开幕式的165名代表之一,这165名代表中的20名既是也是。

  按照经典的苏联经验,在重建党之后,党就要建立自己的军队,黄埔军校由此而生。1924年5月,蒋介石成为第一任校长,而刚刚从法国归来的周恩来则成为政治部主任。他训练了为数不多的学员成为20世纪中国战场上主要的指挥员。但在孙中山前往北京以争取最后的统领中国的梦想时,国共两党的裂痕还未弥合就已开始加深。

  对于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的逝世,当时中国最大的报纸上海《申报》评论说:“中国数十年来为主义而奋斗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中国政界中之人格,不屈不变,始终如一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接近75万人前往当时的公祭地点北京中央公园追悼。而在世界华人范围内,孙中山的去世也掀起了一股追悼热潮,在将近30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大部分时间流亡在外,华侨是他重要的经济来源与精神支持。但是近代中国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梁启超却对北京的《晨报》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因而“无从判断他的真正价值”。

  当孙中山逝世时,38岁的蒋介石正率意气风发的黄埔军校学生东征。美国合众社在1925年3月12日发出的电文中表示,在“共和国之父”孙中山逝世后,领袖的职位将由蒋介石继承,他领导着4万士兵的军队,合众社称蒋的职业是银行家。他最可能的权力竞争者汪精卫正在北京主持葬礼。

  而此刻正在湖南老家思考如何鼓动农民革命。毛在自传中对这一段时间所提不多,他只说“孙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后,蒋介石被任命为总司令,汪精卫任政府主席”。似乎他在山间的生活使他遗忘了曾经火热的城市生活。R·特里尔在的传记中说,因为对于办公室的争斗表示厌倦,而且不管是还是都把革命重心放在了城市,他们不太理睬32岁的对农村的意见。城市从来就没有让这个来自山里的青年愉快过,他兴冲冲地前往北京,却发现自己很容易淹没在人才荟萃的北京大学,时代偶像胡适甚至不愿与他探讨问题。但是,毛很快就再次返回了城市,并成为当时的刊物《政治周刊》主编。

  仍生活在巴黎,在雷诺汽车公司打工。除了享有“油印博士”这样的革命名声,像所有的留法学生一样,他养成了热衷土豆、法国葡萄酒、奶酪、咖啡的习惯。此外,他迷上了足球,这成了他终生的喜爱,他甚至用一天的饭钱5法郎去买一张便宜的足球票。

  1925年的中国与1895年的中国有何不同?30年的跨度记录了孙中山的革命历程。但是准确评估孙中山的革命遗产,却颇具难度。他被普遍称作“现代中国之父”,但他最倚重的蒋介石却在1924年3月致廖仲恺的信中直言:“以孙先生之事业言之,其精神上历史早已成功。至于事实上时代欲求成功,其责任在吾辈而非孙先生一人之事也。”孙中山未能如列宁、凯末尔这样的领袖,在革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甚至革命本身都非他直接领导的;在某些气质上,他更类似于甘地,除了个人的道德勇气,几乎无可依赖。革命最初时,他依靠宋查理,后来他依靠黄兴、陈迥明、蒋介石指挥军队,依靠宋教仁、鲍罗廷组织政党,当他在袁世凯政府成为铁路总长时,曾夸口要修30万公里铁路,却最终发现这只是一个空想。

  孙中山逝世时,民国政府已运行了14年,除了袁世凯与张勋短暂复辟外,孙本人追求的议会制现代政府维持着表面的运转。黎元洪甚至组织了“好人政府”,但这种西方式的现代政府却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扮演着微乎其微的作用,它缺乏根基,飘浮在中国社会之上。

  无论如何,这30年的变化依旧惊人。皇帝已被赶出了紫禁城,滑稽的辫子消失了。在孙逝世前的几年中,大城市的年轻人最热衷谈论的名词是“时代”、“新时代”,“新文学”。它源于1917年发自北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并因为“五四”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激进的北大教授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新青年》中不断表达他对新社会的憧憬:“城市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这段冗长的形容词颇具圣西门、傅立叶那一派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色彩,但也准确地表现了自晚清开始追求的社会变革。“百日维新”的失败,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更多将希望寄托于社会的觉醒,而非仅仅是上层变革。历史最终表明,现代中国的主要思想源头几乎全部来自于“新文化运动”,当时思潮的混乱与庞杂至今仍令人吃惊,在李大钊热衷于引进马克思主义,周作人推荐“人的文学”的同时,张竞生也在大谈裸体的艺术……

  新文化造就了一代“新知识分子”的诞生。在相对富裕与活跃的大城市,社会风尚也正因为外来文化的不断侵袭而转变。在孙中山逝世那一年,上海最当红的电影明星是胡蝶,当时的《盛京时报》曾报道说,哈尔滨一名叫韩志成的房地产商患了“胡蝶病”,携家资万元南下以见一面;丰子恺在那一年还引入了“漫画”的概念;一些文化人准备筹建一本叫《良友》的画刊,有人说它比美国的《生活》还前卫,这本杂志在1926年出版了纪念中山先生的专号;当时最受年轻人欢迎的作家除了鲁迅,还有写三角恋爱的张资平,但若论销量与影响力,“鸳鸯蝴蝶派”的爱情故事比新小说更受欢迎。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短暂喜悦之后,鲁迅最终发现中国社会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人民依旧如此麻木,他在家乡的所见所闻最终促成他写出了《阿Q正传》这样的小说,而他的一批无限哀愁的随笔则记录了中国底层社会的破败凋零。他还在这一年翻译完成了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文论,题目颇具象征意味——《苦闷的象征》。

  在孙中山去世后两个月,爆发了“五卅事件”。它再次提醒,孙中山耗尽一生创立的民国政府是多么脆弱,它依旧缺乏基本的国际地位,尽管它号称了共和,却并未赢得比清政府更多的尊敬。孙的失败表明,统一中国、重建一个有效政府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最关键的一步,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最终挽回自1840年起不断受到伤害的民族情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N.佩弗对此评价说:“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孙中山的确暗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但它更暗示了一种更强大的新生命将取代这种暧昧而混乱的局面,他的最终遗言除了鼓舞其追随者与仰慕者在继续他的梦想的同时,也加紧了权力的争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在世界范围内,1925年同样充满隐喻意义。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争夺苏联政权的战争已明确无误地偏向前者,他时刻准备大规模地修正列宁的主张,农民出身、曾经热情地支持革命的诗人叶赛宁却自杀了——他觉得自己梦想的平均主义的农业公社破产了。2月21日,英国财政大臣丘吉尔写信给他的同僚抱怨正在缔结的英法同盟,顺便攻击了6年前的《凡尔赛条约》,他相信迟早“德国会重新武装起来”。7天后,一个叫希特勒的德国青年改组了纳粹党,他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前对着3000听众施展了他必将震惊世界的演讲术,并说:“作为人,我们反对犹太人;作为对象,我们反对马克思主义。”5个月后,他出版了《我的奋斗》,没有什么德国评论家注意到它。

  除了政治冲突外,富裕国家已朝更文明的生活方式迈进,美国人克拉伦斯·伯宰利发明了电冰箱,加州开设了第一家汽车旅馆,就在中国城市中充斥着令伯特兰·罗素好奇的人力车时,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说,“汽车正缓慢但肯定是不可更改地进入世界各国的生活”。

  孙中山逝世后50年零24天,的第二代领导人蒋介石在台湾的士林官邸去世。这是1975年4月5日的夜晚,在传统的中国清明节结束前几分钟。尽管已接受了两针强心剂,他的心脏还是停止了跳动。历史记载显示,此刻,从台北到高雄,整个台湾岛雷电交加,风雨大作,中国的传统历史书中充斥着皇帝及其后代编制的真实“历史神话”,大人物的出生与死亡都会伴随着不同的“天有异象”,而美国外交官JayTaylor后来回忆说,即使是得到哈佛大学学位的官员也认为,这一现象并非偶然。

  蒋介石最终未能完成“光复大陆”的心愿,他郁郁不乐地在这一面积仅为36000平方公里的岛屿上生活了25年,死在了第五届中华民国总统的任上。

  已在牢中度过了5年的著名知识分子与异议分子李敖在4月6日的清晨得知消息后,他用暗号歌告诉难友:“老王八蛋死了。”在多年后出版的《北京法源寺》中,李敖把他和蒋介石的关系比作康有为之于慈禧太后——良知分子在暴君的阴影下生活了半生,他们相互斗争,共同衰老。

  终年88岁的蒋介石的遗体并未被置于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像国父孙中山一样以供后人瞻仰,而是被安放于远离台北的山间的一口石棺内。正如人们猜测的,蒋介石坚持回到大陆后再安葬。

  蒋介石具有令人难以参透的性格,他的失败与成功一样显赫。当占据东北的张学良在1928年宣布拥护国民革命军时,蒋介石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4亿人口的统治者年仅41岁。一年前,他刚刚与自称“除了面孔,我无一属于东方”的宋美龄结婚,这不仅意味着他与影响巨大的宋家王朝结成联盟,获得了大资产阶级与新兴商人的认同,同样暗示了他与孙中山有了更亲切的传承关系,他还同时成为了中国最富有人士,并自称是孔子后人的孔祥熙的近亲,还立刻拥有了一个毕业于哈佛、风度翩翩的内弟宋子文。

  蒋介石崛起的速度惊人。他的早年生涯对于他后来的前程缺乏任何预示。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的10年中,他无所事事地游荡于江湖,他加入了上海最大的黑社会组织青帮,并拜投杜月笙、黄金荣门下。他还是1910年代后期上海股市热潮中的投机分子,却是个不够精明的失败者,也因此,一直到1925年,不了解实情的合众社仍称之为银行家。这次失败,促使他来到孙中山身边。在孙中山的高级助手中,蒋介石以“脾气暴躁”、“恃才傲物”著称,他经常任性地擅离职守,而每一次离职都将他推向一个更核心的位置。一些蒋介石的研究者将之归结于其故乡宁波溪口的地方特性,小商贾精明的交换能力与乡村中的无赖气质影响了他。当时的军阀唐生智的代表曾在1927年对冯玉祥说,张作霖、吴佩孚是旧军阀,而蒋是新军阀。旧军阀腐败,容易打;而新军阀会拿什么主义来骗人,不好对付。

  即使最狡诈的权谋家也会对蒋介石在1923年至1927年间态度的戏剧性转变而吃惊。不管如何攻击他是个投机分子,他的自我控制能力都令人吃惊。当他得知自己在青楼的放荡导致陈洁如染病时,他发誓今生只喝白开水,并奇迹般地做到了。一直到1925年底他似乎还是一名坚定的信仰者,老谢彬甚至在《民国政党史》中,将蒋列为“中国支部”的干部,与陈独秀、李大钊、廖仲恺等并列。面对孙中山逝世所带来的领导空缺,蒋介石是重要的候选人,却可能并非最有力的竞争者,因为他是军事而非党务出身。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构成了第一竞争梯队,况且孙中山本身具有浓郁的乡族观念,他本能地认为广东人比外省人更勇敢与值得信任,类似的观念使蒋后来偏执地器重浙江人。当时的广州政府则被分裂的趋向所左右着,在廖仲恺与胡汉民的冲突中,蒋保持着暧昧的中立,最终,这场分裂因为廖仲恺的遇刺、胡汉民的出走暂告一段落。而当蒋介石最终进入上海时,这个与的信仰者,立刻就前往拜会黄金荣,并与大商人来往密切。

  到了1930年,蒋介石开始自称为基督徒,像冯玉祥一样,他们追随了新式太太的信仰。来自新英格兰的清教传统与刻在他骨子里的儒家思想奇异地统一在一起。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是这种混合的产物,蒋在他亲自发起这场试图净化社会生活的活动中,要求他统治下的中国人既恪守中国礼仪,又具备加尔文的禁欲精神。在新文化运动20年后,他开始提倡尊孔,宣称新生活的目标就是“礼、义、廉、耻”。但这场运动却是由那位彻头彻尾地西化的卫斯理女校毕业生宋美龄领导的,而执行最得力的则是在苏联接受过教育的蒋经国。

  对手是什么迫使蒋介石最终丢失了中国?在第五次“围剿”后,红军变得困难重重,经过那场史诗般的长征之后,他们在中国的西北维持着生命力。蒋介石的军事努力似乎正显示初步的成效,自1928年,蒋介石就聘请了德国军事顾问,他还从美国与意大利购买飞机。同时,蒋通过各种形式来稳固自己的统治,包括成立蓝衣社、CC派这样的特务组织来监控下属与潜在的对手。而1936年的6月与9月,蒋介石平定了两广的叛变,这意味着自1928年以来断断续续的局部战争告一段落。蒋的政府虽然腐败也不够有效,却也勉强地运转着,他生性多疑,却对技术官僚仍抱有某种尊重,拒绝加入党派的精英人物王宠惠、熊式辉、吴鼎昌、翁文灏都构成了政府中的一部分。而尽管存在质疑,经济学家们还是普遍将1927年—1937年视作中国资产阶级快速成长的年代,在1912年—1937年,中国经济在乱世中保持了顽强的9.2%的增长。而1936年,中国农村则迎来了20年来最大的一次丰收,这暂时性的掩盖了严重的农村问题,“农村破产”是二三十年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从农民的不满中看到革命的力量,而蒋则感到强烈的不稳定感。

  1945年8月15日到1949年10月1日,蒋介石的溃败速度如他获得荣耀的程度一样令人费解。一种最被普遍接受的解释是,蒋领导的政权已完全腐烂,孙中山建立的已完全失去了生命力。即使一些来自异域的旁观者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费正清在40年代初也在重庆,他形容这座陪都“就像一个个的破盒子堆成的垃圾堆”,他像当时尚未成为主流的一小群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将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埃德加·斯诺将外观比重庆更糟糕、由窑洞组成的延安描绘成一个富有革命朝气与令人尊敬的城市,当然他不知道为了达到这种昂然的革命精神,进行了整风运动。在1943年8月的日记中,费正清写到:“我对现政权已不存在希望,因为从情感上,它已失去了广大人民的信任……这个政权已千疮百孔,腐朽不堪……”

  当与蒋介石在1945年8月28日再次相见时,他们对自己的未来都充满信心。这也是一次他们内心深处谁也不相信的会晤。

  两位领导人在外观上的不和谐感正像中国面临的深刻分裂一样。多年以来,蒋介石就以整洁、严肃著称,他的制服笔挺合身,上面配满了勋章,冠冕堂皇的打扮似乎总怕别人忘记他是这个国家的最高元首;而《大公报》则如是报道来重庆时的外表:“灰色草帽,灰蓝色的中山服,蓄发,似乎与惯常见的肖像相似,衣服宽大得很。”

  但是,很多当时的旁观者却认为在为期5周的会谈中,长沙农民领袖比“大资产阶级代表”蒋委员长更从容。

  钟情孤独思考更甚于社交活动的除了参与会谈,还穿梭于各种酒会与招待会之间,会见各界人士与外交官,他还偷闲写了一首格局开阔、雄心勃勃的《沁园春·雪》,毛向更多的中国人呈现他知识分子而非起义领袖的一面。在最终达成、必将被破坏的和平协议上,的签字一挥而就,而蒋的签名就像他的名字与姿态一样中规中矩,拘谨不已。即使有美国方面的保证,重庆和谈仍充满了鸿门宴的味道,项庄舞剑使刘邦虚惊一场,而的一个助手则在汽车爆炸中死去。

  历史的很多重要时刻,敌人的失败比自己的成功更重要。1946年,的最杰出指挥员之一的彭德怀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失败,但是,我们的确不可能打赢。”然而,军队的溃败速度超越了除了之外几乎所有人的想象。虽然蒋介石也不失为具有独特能力的人物,但不幸地是,他遭遇了一位比他更为强大的对手。

  蒋的失败并非偶然,1945年和谈上的自信与一年后还都南京的盛大庆典都掩饰不住线月的笔记上,在成都旅行的费正清写道:“简直无法相信,在这片土地上竟有那么多的老百姓,而统治他们的阶层竟是那么少的一小撮。农民和乡绅都是旧中国的产物,新中国只不过是薄薄的一层,由极少数维持着现代社会运转的人组成。”费正清发现,中国现代化的一面相当脆弱,不但现代工业脆弱,更缺乏现代国家所必备的行政机构。他说四川省省长尽管地位显赫,却不比上伊阿华州任何一个部门的管理。他没有像样的秘书处,也缺乏任何信息流通与监督机制,总之他的管理全部依靠个人的力量。

  将近40年后,一生颠沛流离的黄仁宇呼应了费正清的观察。他用后半生来思考为何失败。他不否认蒋介石与面临的种种问题,但他把个人的失败归咎于更大的一股历史潮流。他承认蒋本人并非能力非凡,更非如宣传机关所颂扬的“伟大名将”形象,他甚至缺乏基本的个人魅力。在1939年,年轻的黄仁宇第一次见到并聆听了委员长的演讲,但结果却让19岁充满幻想的黄仁宇极其失望,被标榜为“敏捷坚定,爱冒险,有想象力”的蒋介石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像一个教练班长一样迷恋于细节,黄仁宇后来说:“在和他同地位的战时领袖中,没有人像他一样发表如此无趣的演讲……”在黄看来,蒋介石甚至不具备成为独裁者的能力,因为他从未完全掌控全局。

  费正清说中华民国是覆盖在旧中国上的薄薄的一层皮,而在黄仁宇眼中,军队所拥有的现代装备连同蒋介石设立的现代政府一样,距离中国民间社会是如此遥远,它们看起来“更像是外来干涉力量对抗中国社会”。不过,对于更广大的中国人来说,甚至对于当时接受了良好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或许并不完全了解,但对政府的阴暗面却看得一清二楚。1947年,储安平在当时颇受欢迎的政论杂志《观察》上,提及了政权正在丧失其原来的支持者:“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交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批人,没有人对南京政权有好感。”

  1936年那个给人以信心的国民政府到了1948年已令人唾弃。抗战胜利所授予的合法性持续不了多久,即使在1945年胜利的最初日子里,沦陷区的人民就发明了这样的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因为接收大员们似乎只关心“五子登科”——条子,车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8年的战争几乎拖垮了政府,仅以经济为例,官方货币法币至少贬值了2000倍。蒋介石根本没有把握住中国问题的核心所在,他以为只要拥有了足够的国际援助与武器装备,他就可能获得成功。

  没人比陈布雷的个人结局更能映衬出南京政权的迅速衰变过程。自1927年以来,陈布雷开始追随蒋介石,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其最得力的首席秘书、幕僚长,报人出身的陈布雷为蒋起草了大部分讲演稿,与陶希圣并称为最重要的文宣大将,有“文胆”之称。但59岁的陈布雷在1948年11月最终选择了自杀。在给蒋介石的遗书中,这位具有强烈的中国传统士人风范的人士写到:“天保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同胞。”但谁都清楚,陈是在深切的绝望之中离去的。像他那一代渴望将中国推入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无法面对他追随了多年的理想的毁灭,这既来自于政权本身,战场上节节溃败和刚刚实行的金融改革的失败,更源于蒋介石越来越无所适从的一意孤行,陈布雷最终发现他无法再与蒋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他的意见失去了曾经的影响力。与此同时,这位老还要面对这样尴尬的场面,他的一个女儿加入了,而一个儿子也带有强烈的倾向,并最终于1952年加入。现实与理想间的强烈反差将他引向的深刻的自我怀疑,

  像很多过渡时期的政治领袖一样,在面临旧思想崩溃,而新思想尚未形成的转型期,蒋介石从被打倒的旧传统和外来思想中寻找精神资源。在黄仁宇的研究中,自1925年后,蒋介石开始阅读了《政治社会史》、《经济思想史》、《列宁丛书第五种》、《俄国革命史》与《革命心理》等。在其1926年的日记中,39岁的北伐军总司令写到:“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感情与神秘之势力在革命心理学中占重要地位,而宗教式信仰亦为革命之心理惟一之要素耳。顺应时势,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惟一之条件。”但他最终未能把握住众心,4亿5千万人需要土地,需要光明的未来,需要把帝国主义者从中国地盘上赶出去,孙中山这样想,蒋介石为之诱惑,但只有知道怎样去实现它。

  没人能描绘周恩来逝世时的心情,而未能逃脱即将到来的厄运。但的又一举动同样让另一位可能的接班人张春桥气愤不已——来自湖南、忠心耿耿却才干平庸的成为了国务院总理。当写下“你办事,我放心”时,就在期待后者能够提出“两个凡是”这样的口号。

  但在最后的岁月里,一些更为复杂的情感已在一些人中蔓延开,在过去20年中,一次接一次的运动与悲惨的生活现实,尤其是在广场上风云激荡的“四五”运动之后,毛主席的伟岸形象受到影响。

  他在1970年对斯诺所开的玩笑或许最贴近地概括了他的一生,77岁的在送老朋友出门时说自己是“打伞的和尚——无法无天”。用“四个伟大”来形容他,而西方研究者热衷于他给中国带来的文革灾难,中国人习惯听伟人身边的人讲述他和蔼可亲的轶事。在整个20世纪史上,他与斯大林、卡斯特罗、胡志明顺序出场,但显然,他更属于甘地、尼赫鲁的行列,他们共同缔造了第三世界,并试图将自己的国家推入现代化。

  当丘吉尔、罗斯福这些人物的影响力逐渐衰退时,导演了一场让世界看呆了戏剧。1968年纽约、东京、巴黎街头的年轻人反对自己的总统,却是那个东方老人的仰慕者……但在浪漫主义的外表之下,他的国家孤立、贫穷、混乱,却傲慢。

  当逝世的消息最终传至旅居加拿大的张国焘耳中时,这个中共党史上最早的领导者与最著名的变节者的感慨意味深长:“我们的时代结束了。”但的时代却远未结束。

  1990年代初,中国随处可见的的画像,除了反映了人们对于这位伟人的缅怀外,更关键的是,人们需要用他来抵挡转型期的价值观混乱。对于的解读方式是个多棱镜。公众、知识分子、军人、政府官员、农民、外界观察者,或是,他们都从各自角度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陈云就曾在70年代末感慨,倘若毛主席在1956年去世,毫无疑问,他是中国人民的最伟大领袖……如果在1966年去世,他的光辉将受到一些磨损,但成就依旧斐然。

  1976年,刚刚过完72岁生日的,焦虑却无力地感受着过渡期的混乱,在与为首的“”斗争中,他对他们充满敌意。“她是个坏女人”,即使在四年后接受法拉奇采访时,他仍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她的愤怒。“父亲没有行动自由,完全无能为力。他惟一能做的,只有静等事态的发展。”的女儿毛毛在《在文革岁月》中这样写到。在她的另一段叙述中,我们得知了解“”被捕的过程几乎再现了1949年前地下党员的工作场景。10月8日,当贺平带着这个消息来到邓家时,“我们大家一起走到厕所,关上门,再大大地开开洗澡盆的水龙。在哗哗的流水声中,我们围着贺平,听他讲中央粉碎‘‘的经过。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音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

  两天后,再次发挥了其政治敏感性,在致的信中,他对中央行动表示了坚决的拥护,但就在写信的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表明要继续“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1977年在广场进行的纪念周恩来去世一周年的活动中出现了这样一条横幅:“要深入批邓:小平同志,你拿这么高的工资,不出来工作不行咧!”

  1977年7月17日,第三次归来,他是一连串重要岗位的副职,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副总理,还有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权力阶层中,他排在与之后。

  邓在1977年所做的整顿努力令人印象深刻,他是一大批老干部和中国民众心中的希望,他主要的改革思想在这一年的工作中都已有所展现。尽管他已经73岁,但在复职4天后的十届三中全会中,这位老人坦率而自信:“作为一个老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但一切该如何开始?是的,关于“”的控诉仍在继续,从混乱中暂时摆脱出来的喜悦感与放松感仍鼓舞着整个社会,但人们知道了旧道路的错误,却并不意味着他们知道了新方向。

  关于如何在1978年12月最终成为这个国家事实上的领导人的过程,没人能够详细说明。它是民间力量与党内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四五运动”的平反与《光明日报》在1978年5月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共同营造了重要的舆论气氛,而在党的内部,那些在文革中受害的老干部也逐渐回到权力的中心,共同的惨痛经历使他们成为邓的天然支持者。

  “伟大的转折时刻”出现在这一年的12月18日至22日的5天里,290名中国中央委员在建成于1959年的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目睹了清王朝的衰落和军阀混战,亲身经历了艰苦的长征,抗击了日本的入侵并赢得内战。在激情洋溢地参与建立新中国8年后,他们发现自己又被卷进了另一场浩大的动乱——他们同意1957年之后,中国驶入了一条湍急的“左”的航道,而如今他们需要纠正航船。

  “开放”往往要比“改革”更早发生。1978年12月19日,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二天,总部在美国西雅图的波音公司宣布中国将订购3架波音747飞机;也是在这一天,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主席宣布,已与中国达成协议在上海设立瓶装厂,向这个将近10亿人的市场销售它的碳酸饮料。一个多月后的1月29日,以副总理的身份出访美国,刚刚在几周前被《时代》评选为年度人物的他戴上了牛仔帽。23天前的1月5日,时任安徽省的万里对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单干也没什么了不起。”

  新的开端总是以清理旧遗产开始。早在1977年复出前,就已直言不讳地攻击了“两个凡是”,而到了1980年,他应该更为清晰地表达他对他的前任的看法。“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在1980年8月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说上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他说尽管在生命中的最后时光犯下了错误,但是他多次将党和国家在危机中挽救出来,如果没有他,至少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而就在说出这番话的三个月前,领导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完成了对的平反。在文革中,是比邓本人更“反动”的“第一号走资派”,“平反”本身就意味着否定了的决定。用“三七开”来评价,但在当时的气氛下,人们显然对那三分错误更为印象深刻——一个神话般的人物竟然也会犯错误。

  也是在这一年里,“”被宣判,辞去了最后两个重要职务——中央委员会主席与主席,分别由与接替。

  要想了解这段历史,没有什么比《文选》第二卷更好的文献了。与恣意汪洋的文风不同,邓的讲话简洁、朴素,政治学家邹谠说它“有时甚至是漫谈式的”。而比起毛对理论的爱好,基本很少引用马克思理论家们的术语,邹谠还发现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被并列提了三次,斯大林还被单独提到了三次,其中一次意味深长:“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体制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的十年浩劫。”

  多年以后,人们往往习惯将视作一场伟大的经济革命的设计师。这种评价既低估了他,也误解了中国社会。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只记住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按需分配”,“联产承包责任制”、“不管白猫黑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富光荣”,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政治与军队问题上同样深远的影响。在1984年10月6日,他相当诚实的说,在经济问题上,他是个外行,而所讲的话,都是从政治角度来说的。而在同一天的会议上,他说进入小康社会,也是一个政治目标。

  翻开第二卷文献,47篇讲话几乎覆盖了中国改革的每一个方面,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他对思想的再阐述,对于党与领导制度的改革,对于军队改革的建议,对于民主与法制的要求,对于中国在世界应扮演的角色……他从70年代末起对美国、东南亚等国的访问,有力地消除了中国在文革中树立起来的咄咄逼人、输出革命的国家形象;他大胆地做出了和平是世界的主旋律的判断;他进行的军队改革,则试图使军队现代化;他开始精减机构,动员老干部退休,推动干部的年轻化,他自己则对个人崇拜毫无兴趣,没有兴趣担当过多的职位;早在1980年12月,他就支持了“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口号……在经历了一个变幻无常的时代之后,试图使政治生活制度化,以最大限度地缩小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权力、威望的影响因素。

  1984年是一生中的巅峰时刻之一,就像1949年之于,或是1911年之于孙中山。距离1978年那个“伟大的转折时刻”已经5年,中国正在挣脱令人窒息与一片茫然的氛围。农村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中国社会似乎从未生产过足够的粮食,但联产承包责任制做到了。在1983年初视察江苏、浙江与上海等地时发现,“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一股乐观情绪鼓舞着整个社会,在通过“伤痕文学”尽情发泄对于往日的不满与失望之后,开放所带来的源源不断的新事物也让人们目瞪口呆: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为参桂补酒播放了中国第一条电视广告;在首都机场里出现了正面女人裸体画;1980年,北大的学生开始民主选举学生会主席;个体户成了富裕的代名词,1982年有人穿上了牛仔裤;1983年北京农展馆里首次举办了时装表演;1984年,纺织部52岁的女部长吴文英出差时穿上了线条流畅的裙子……国家情绪的改变当然不仅仅存在于物质层面,一些集体性的事件也正在使得这个被漫长的战争与内乱弄得精疲力竭的民族重新获得想象力,中国女排在1981年获得了世界冠军,1982年11月的第九届亚运会上,中国获得金牌数量首次超过了日本,而在1984年7月,许海峰在洛杉矶摘取了中国首枚奥运金牌,在那次仍被冷战笼罩的竞赛上,因苏联的抵制,中国获得了金牌数量第三的成绩……

  对于这个国家和本人来说,这一连串的兴奋在1984年10月1日迎来了高潮。那一天,80岁的横穿广场,耳边回荡的是上百万人此起彼伏的呼喊——“首长辛苦了”。这一次的大阅兵让在场的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大为震惊,他后来颇富情感地回忆说:“作为国防军的一名年轻士兵以及30年后作为国防部长,我学会了不那么重视阅兵式。但在广场上沿长安街那场壮观的表演确实是压倒一切的。谁要是在电视中看到洛杉矶的奥运会开幕式,他就可以设想一下,把洛杉矶体育场上的演员人数用100再乘出一个数就是所看到的情况:五彩缤纷的大小彩旗,很多大的绛红色的气球和成千上万只小气球悬在广场上空,还有50万人身着艳服围成大圈跟着乐曲跳舞。”而在阅兵式后,施密特看到了“望不到尽头、五彩缤纷、扣人心弦和轻松欢快的游行队伍,他们由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代表队组成。”

  在这座象征着传统皇权的城楼上,说“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其他工作也都得到了公认的成就。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而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兴奋与自豪的高潮来自于这一时刻:一群由年轻人组成的方队在经过观礼台时,一幅制作简陋、由歪歪扭扭的“小平,你好”四个组成的横幅,被意想不到地举了起来。这个本应被严格禁止的举动,日后成了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场景。这个自发的举动,更有力的表现出公众对于一位政治领导人的亲密情感。比起18年前广场上的迷狂,这一时刻充满真挚却冷静的热情。

  80天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这是一生中又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18岁加入革命,23岁成为中共中央书记,25岁领导百色起义,一直到45岁前都是在国内战争与抗日战争中度过的,62岁以后又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像他那一代或再年长的几代人一样,他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承受的一切痛苦、遭遇的种种挫折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中国获得她失落的尊严。香港是这一连串屈辱中的第一个,即使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也未能消除这一旧遗产。在与的两次会面中,撒切尔夫人发现这个在会谈中要在脚边摆一个痰盂的老人,态度坚定、执着并惊人的直率。一个过于戏剧化并被时常提起的细节似乎已为这次延续两年的谈判奠定了基调。那是1982年9月24日,仍沉浸在从马岛战争中取胜所带来的喜悦当中的撒切尔夫人,在面前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拒绝,在离开大会堂时,她意外地跌倒在台阶上,这一情景随即引发香港恒生指数的暴跌。

  对于一位80岁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过分繁忙、兴奋的一年。1月24日—2月10日,他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并分别题词;2月11日—16日,他来到上海,说开放得还不够;2月份还会见了乔治城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重申了“一国两制”的可行性;3月25日,他再次会见了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表示中日必须将两国家关系放在一个更长远的框架内;4月18日,他对英国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说,在1997年之后,香港的现行制度保持50年不变,6月22日,他又对香港代表钟士元重复了这一点;4月18日,他还见到了比他年轻7岁的里根,尽管后者是美国历史上意识形态色彩最浓重的总统,一心相信资本主义必将战胜社会主义,但在共同的敌人面前,邓仍说中美关系已进入了“成熟阶段”;他还马不停蹄的会见了厄瓜多尔总统、南斯拉夫的者、巴西总统、缅甸总统、意大利参议院议长、突尼斯总理……在外交战略上,他用“反对霸权,南南合作”逐渐取代了“三个世界”的划分。

  用何种方式保持旺盛的精力?1984年见到邓的聂卫平发现老人仍是个令人生畏的桥牌对手,前者说保持健康的四个原因是:打桥牌、游泳、吸烟、喝酒,像60年前一样,他仍痴迷于足球比赛。

  对于西方世界而言,1984年充满着更多的预言色彩。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冷战序幕刚刚拉开的1948年,描绘了未来世界的悲惨景象,极权统治使人类彻底失去了自由。根据这一预言,苹果电脑的斯蒂夫·乔布斯制作了轰动一时的广告。在这一年的2月份,苏共总书记安德波罗夫去世,他的继任者契尔年科72岁,比里根与都年轻,身体状况却很糟糕,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在53岁的戈尔巴乔夫身上,他当时的职位是苏维埃外事委员会主席。比起仍旧“邪恶”而衰败的帝国苏联,中国的独特生命力令人吃惊。一年后,当《时代》再次将评为1985年的年度人物时,对他的赞扬主要来自于过去6年间中国社会已经发生的变化,比起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的戏剧性的动作——他同样提出了“改革,重建”,并出人意料地与里根进行裁减核武器的会谈,邓对普通公众的物质生活的改变更令人难忘。

  大多数历史学家,包括自己,都将1979年—1984年视作改革的第一阶段,农村是它的突破点。而此后,改革开始进入城市。“改革不是浪漫曲”,大约在1992年,《中华工商时报》的一位名叫胡舒立的记者用这样的题目回顾80年代末的改革。的确,自从1985年之后,改革最初的生命力正在减弱,而一些弊端则开始暴露。在最初的几年,除了文革中的造反派,几乎所有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农民收获到更多粮食,知识分子摆脱了“臭老九”的身份,工人开始恢复上班,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恢复了工作……

  但在高歌猛进的变化中,一些更为复杂的问题也同样暴露出来。在1982年7月1日公布的人口普查中,中国首次超过了10亿,通过29台巨型计算机得出的确切结果是1,031,882,511。这个数字在1964年是6.946亿,1953年时是5.862亿,而在1900年时是4亿。与他领导的政党,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统治超过10亿人口的个人与机构,而1984年时全球人口不过48亿。

  中国社会不仅如此庞大,而且也如此复杂。谁会指望5年的改革会清除掉所有糟糕的旧遗产,每一代人也都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治理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必须学会在几线同时作战,既要面对封建社会、半殖民地社会、极端的社会留下的遗产,也要面对一个崭新的新世界。领导与统治的艺术,在这个国家是如此重要。

  “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不仅是今年一年的事情,现在是开个头。”早在1982年4月10日,就意识到,在改革进程中,那些不令人愉快的副产品开始出现了。改革开放最初朝气蓬勃的社会空气开始出现变化,一个多年来习惯于“公平”的社会开始出现明显的差异化。

  “十亿人民九亿商”是1984年的场景,而到了1985年,人们发现那些不再进入政治舞台的们通过“官倒”获得了巨额的利润,那些掌握第一生产力的知识分子们发现,自己的收入还没有那些小商小贩多……与此同时,农村的改革也止步不前,产量在1984年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而在城市中推行的经济改革,也没有最初农村改革那样顺利。在企业改革方案上,“承包制”未能像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解决问题,正如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所说,1985年的中国根本不存在科斯定义的企业,中国的现代公司制度一直到1993年才真正建立起来。而那些更为活跃的民营经济,总是得不到基本的政策上的帮助。中国也缺乏一个能够承担国有企业改革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在众多的国有企业试图不再充当工人的终身保姆之时,社会却不知道如何为那些在工厂中服务多年、习惯于一切都由工厂解决的工人提供新的机会……

  当改革的速度开始放慢,改革者的利益开始出现分化时,各种质疑必然会出现。在改革的最初,人们为一点点利益而兴奋,为一点点自由而倍感快乐,而现在,当人们获得的越多,他们想要的就越多。当普通民众对眼前迅速变化的社会风气不知所措时,知识分子则开始了更为本质的追问。当在1978年表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知识分子仍为过去20年的历史战战兢兢,而时间到了1985年时,知识分子再次成为中国社会一支影响巨大的力量。经历过8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都知道,诗歌、哲学与思想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在那个时代,有幸上大学的年轻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之骄子”,他们热衷于谈论尼采、萨特,就像今天的年轻人谈论比尔·盖茨与默多克,一本尼采的书可以卖到15万册,更为晦涩的《存在与虚无》也能卖到10万册……人们渴望通过新的思想来重新理解生命、爱情和世界,而追问得越多,他们就越发现需要对自己的国家与历史进行重新的思考,那些曾经坚固的信念都烟消云散了。

  在1985年,中国最流行的一本书是台湾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对于自己身份的质疑,通过这本书达到了顶峰。这本书粗暴与煽情的写作方式使大多数读者相信,中国人懒惰、自私、不讲卫生……一直到中国打开国门前,中国人都相信自己拥有着无比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既来自于传统的天朝帝国传统,也来自于我们新的社会制度。但如今,他们却发现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却享受着更好的物质条件和更自由的生活。对于中国的质疑,对于外部世界的向往,伴随着改革难度的增加越发显著。一位当时的学生俞敏洪说,他甚至希望飞机将他空投到美国,多年之后,这位一直未能如愿的学生创办了新东方学校,成为赴美留学基地。

  一些最为基础的东西是不能动摇的。在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也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当社会情绪越来越强时,一些调整也显得迫在眉睫。在文革结束十年后的1986年,对于与文化革命的深入探讨越来越多。在这一年9月接受美国CBS记者迈克·华莱士的采访时,说,“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但在提到当前中国时,也相当坦诚地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事实上,或许比任何人更清楚眼前面临的问题。面对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革命思想已不能解决问题,更多的年轻的、拥有更好的职业技能的官员必须被引入政治系统;城市改革中遇到种种困境,多数都是过时的体制所带来的;他也知道,面对改革停滞所带来的痛苦,提高速度可能是最好的解决途径。在1986年6月2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在这一年的11月9日,他还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种紧迫性到了1987年迅速转化成现实,在那年的十三大上,一些更为年轻的、富有改革意识、理解现代政治与经济的官员被引入最高决策层。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发现5位政治局常委“一个个容光焕发,穿着做工很考究的西服,显得英俊潇洒”。仍未能实现在这一届大会上退隐的愿望,他不再是政治局常委,但仍是国家军委主席。与邓同时从中央政治局退出的还有另外两名元老,陈云与彭真,他们都是中国革命史的某种化身,也共同遭遇的迫害,一直在努力说服他的同代人为年轻人腾出空间。

  当时间来到1988年时,“价格闯关”则成为提高经济改革速度的举措。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腐败与经济秩序混乱已成为当时社会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1988年也是自1984年以来持续积累的社会矛盾到达临界点的时刻。激进的价格改革举措,立刻引起全社会的恐慌。在因物资匮乏而让民众倍感紧张的同时,长沙的白菜获得特大丰收,政府为了维持价格与农民利益,出资11万元收购200万斤白菜倒入池塘中。

  由于历史过分短暂,我们仍不足以对于1989年的混乱作出足够的评价。但不管对于世界还是中国,1989年的确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份,对于已经85岁的,这一年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挑战。

  从1989—1991年,世界重组了。英国历史学家将1914年—1991年定做一个短暂的世纪,它以一次大战开始,以苏联解体终结。在这77年间,意识形态的争端贯穿了整个世界。也许正如英国政治学家约翰·格雷所说,20世纪的奇特之处在于,人类第一次不是因为争夺资源、不是为了宗教,而是为了世俗的信念而战。

  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外部因素对它的作用往往与内部因素同样重要,全球性因素对于中国影响非常显著。没有1917年的俄国革命,不会有中国,自己也承认,如果中日战争不爆发,那么中国的局势会发生变化。而中国在1956年走向一个激进立场,也与匈牙利事件与赫鲁晓夫关联紧密……

  在1989—1991年之间,中国再次面临一场激烈的全球性变革。是在1989年11月8日辞去他主席职务的,在这一天下午3点,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通过了这个决议,4点时,他前往人民大会堂与参会者照相留念。在他离开大会堂时,作为新当选的总书记,63岁的一直把送到门口,在临别时紧握着他手说:“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式告别政治舞台的时刻是11月13日,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对于来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的代表说:“(这)将是我会见的最后一个代表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但没人相信,在这个艰难而动荡的时刻,会真的离开政治舞台。中国正在陷入少有的孤立状态,但显然相信,外来者无法了解这一事件的复杂性。他在10月31日会见尼克松时说:“今天来一个示威,明天来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精力搞建设。”而在内心深处,西方世界的制裁态度令他联想起中国与西方交往中令人不快的历史,在12月1日接见日本代表团时,他再次提到了鸦片战争:“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多少人的人权!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的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这也是一个倍感迷惘的时刻,原本清晰的道路似乎又失去了方向,甚至一些根本性的质疑也开始产生,变化莫测的国际局势则更增添了这种迷惘与忧虑。从陈独秀算起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是在俄国革命的鼓舞中成长的,一直到彻底掌握领导权之前,苏维埃经验都直接影响着中国的革命。而在1949年之后,则干脆直接从苏联复制了所有可以复制的模式,在那个半个世界都插上红旗的年代,人人坚信东风必将压倒西风。即使赫鲁晓夫毁灭了斯大林神话,但中国从来只指责修正主义错误,而非苏联模式本身。两国领土的争执将原本已受破坏的关系推到了新的低谷,苏联虽成为“扩张成性的帝国”,但从未有人怀疑过列宁仍是中国革命的精神导师之一。但现在,那个一直作为参照系的国家彻底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他们正在考虑是否继续保存存放列宁遗体的水晶棺。一些更为年轻与自负的理论家们则开始对于历史的变迁作出解释,他们说“历史已经终结”。

  没人意料到在1992年的南巡之举会引发如此革命性的变化。是的,他仍拥有无人匹敌的影响力。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间,他乘专列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这次后来被广泛引证与评论的行程,在最初却被中国的新闻界忽略了。在前后六次讲话中,再次阐述了他的主要主张。他相信衡量国家与制度是否优越的基础是生产力;他解除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间的界线,说市场经济同样可以为中国所用;他从未放弃对于政治路线的强调,他与一样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而为了确保这一点,党组织与国家官僚机构必须要高效、年轻化、廉洁。防止和平演变的最好方式,是比对方做得更好;他也强调了自己的实验主义哲学:“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对于全球局势,他仍保持乐观,他相信历史仍按照马克思到他那一代人的预测进行着,既然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用了几百年,屡经王朝复辟,那么社会主义也可能要经受暂时挫折,他说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主要问题,中国反对霸权,并永不称霸。

  当然,对于中国与世界而言,在这次南巡中,最令他们激动的是,不仅肯定了改革开放政策,还提出更大胆的号召。为了表明自己对于略显停滞的改革步伐的不满,他甚至用了他在讲话中很少使用的比喻,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他也显露出只有他那一代身经战争年代人才有的气魄:“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这是最后一次公开的露面,但关于他的猜测仍在未来几年中不断进行,香港的报纸连篇累牍地试图从每一个细微的信号里寻找到他的健康状态。在他1992年充满不寻常的朝气的讲话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高增长期,而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评价似乎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一种新的统计方式表明,中国不但不会走向崩溃,而且正在成为世界最为强大的国家。1992年11月28日,拥有150年历史,以理性、冷静富有洞察力著称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的16页调查,名为《巨人翻身》。这篇文章第一次用PPP(purchasingpowerparity平均购买力)的方式衡量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按照这种新模型,13年改革的成就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美国的2/5、日本的2/3,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平均GDP则达到了2700美元,是当时官方数字的7倍。在很多时刻,世界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我们的观察角度。这篇文章在结尾写道:“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全世界面临最重大的问题将是,如何面对一个充满自信、拥有核武器、掌握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中国。”而一片不景气正包围着此刻的世界,日本的泡沫破灭了,美国经济萎靡不振,俄罗斯与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陷入动荡之中。中国却开始焕发无限生机,并且她宣称自己仍信仰社会主义。

  尽管的身体日趋衰弱,他也曾经深刻地忧虑将国家的命运与一两个领导人的命运过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利于国家的长期发展,但他新选定的领导集体却正在获得越来越高的权威性。1992年,从上海来到北京,他与有过不短的合作经验,他将主管中国的经济工作。

  1993年、1994年,的文选再次增订出版,它的印量没有毛选那么大,却同样引起了购买的热潮。在回顾自己的漫长而坎坷的一生时,也看着自己过去的朋友与敌人中最后一批幸存者纷纷离去。1992年,与去世,1995年,陈云去世,自延安时期以来,他一直是中共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在1978年时支持的改革,并在1980年代晚期,开始持不同意见。而在1991年时,被打到零分以下的也在医院中自杀,据说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她常常阅读的著作,并在床头摆放着她与的合影。

  的遗嘱显示了他多么尽力地去遵循自己的承诺,他竭力去除个人因素对于中国社会过大的影响力。他的遗体被火化,骨灰被抛洒在中国大地上。他也不用像那样担心他的遗产被篡改,他的继任者继续推进了他经济改革的政策,在他去世8个月后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继5年前破除计划经济迷信之后,又破除了所有制的迷信,一些更为敏感的旁观者发现,在这次大会上,再没有一名经过长征时代的老代表了,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对于的遗产,我们今天仍持有争议。没人会否认,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也同样蕴涵种种缺陷。一位社会批评家说我们正在面临“现代化的陷阱”。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平衡的社会;腐败日益猖獗,并有可能形成制度性的;这个国家正在失去灵魂,变成赤裸裸的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对权力与金钱的崇拜,而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我们也很少见到中国20世纪90年代这一盛况——知识分子如此彻底地撤离公共生活……而最令人担心的是,占据这个国家70%以上人口的农民,仍未能寻找到有效地参与这个国家进程的方式,这也是困扰从孙中山到的所有中国政治家的问题。

  与此同时,一些过去常常被我们忽视的问题也正在妨碍这个国家的继续发展。艾滋病、环境的可持续性与日益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正在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新障碍。我们已拥有超过100万的艾滋病人,这个人数可能在10年后超过1000万人;中国2/3以上的主要城市都有严重的缺水问题,被污染的空气、河流与森林已成为生活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由于传统观念的支配,男女的性别比例已达到116:100,人们或多或少会意识到,20年后当超过3000万的青年男子无法寻找到婚姻爱情时,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慌乱。

  但即使如此,我们仍要承认,可能是20世纪所有主要的政治领袖中争议最少的一位。比起过去150年的剧烈动荡,1979—1997年的中国历史像是一个意外的插曲,它没有全国性的混乱与精神迷狂,中国故事的主题不再是对抗侵略、军阀混战、阶级斗争、暴力活动,而是经济发展、如何提高每个普通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中国不仅摆脱了孙中山时代面临的全面性危机,甚至在外部世界也逐渐获得尊敬,西方世界多年以来谈论中国即将崩溃的习惯到了20世纪结束时,突然全部转变为“中国崛起”与“”。中国再次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试图追随的楷模。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她解决了香港与澳门的回归问题,尽管台湾的情况没有她最初预料的那样乐观。

  中国的故事依旧在继续,但她已变得日益复杂。在2001年社科院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社会学家们发现中国社会已至少可以划分为十个阶层。很显然,不管是列宁所说的工人阶级,还是所依靠的农民都不足以概括中国。当孙中山去世时,是广播与报纸通报了这一消息,而当去世时,人们通过电视转播与互联网了解这一情况。当出生时,钢铁、石油、海军力量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标志,而现在人们谈论的是电子战争。与前几位政治领袖不同,最后20年身处的时代,或许面临更为根本的社会性变革——全世界正在完成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移过程中,国家主义彻底失效了,它越来越不可能控制个人的生活。也因此,时代在20世纪最与众不同之处是,国家与社会的重心重新向社会一方倾斜,“解放思想”实质上就是对个人自由的强调。而在此之前,不论是孙中山还是,都强调将国家置于一切个人之上,政治组织随时可以进入社会每一个角落。

  也是在20世纪最后20年,一种新的历史观逐渐引起了更多的注意力。黄仁宇称之为大历史,他相信只有将20世纪放在一个更大的语境内来看,才会理解中国出现的种种不可思议的悲剧性事件。那些剧烈的征战与内乱,都是在为中国向一个通过数字来管理的现代国家的演进做准备。如果黄先生对于数字管理的过分迷信有失偏颇,那么另一位政治学者的描述或许更为可信。于1999年去世的邹谠的父亲是元老,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西南联大读书,后来前往芝加哥大学留学并任教。他在1980年代曾写道:“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确遇到许多挫折;不过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这些挫折不是不能理解的。中国二十世纪所要解决的问题,至少相当于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是在世界政治、经济发生最大变化的时期进行的。所以,中国二十世纪所经历的挫折和困境,虽然不能说完全避免,起码也是很可以理解的。对于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远大的历史眼光,不然就会过分估计了失败,对前途产生不必要的悲观情绪。”

  2003年10月23日,宋美龄在美国去世,她的姐姐宋庆龄早在1981年就已离世。在某种意义上,她的离去宣布了20世纪的正式终结,所有历经那些浩劫与惨痛、筑造那些光荣与梦想的巨人式的人物都已告别。“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大约在1917年,孙中山写下了这句话。历史学家发现,尽管潮流常会有变化,但贯穿一个世纪,一些基本的趋势仍很显著,技术变革的速度加快,世界变得更加民主与自由了,经济增长是可以不断维持的。我们做到了一些,还有更多的没有做到。

  对于历史,我们容易犯的错误是,我们忽略掉当时的情景,而一厢情愿地按照现在的角度来思考。对于所有伟大的变革者而言,忽视他们所处的时代,凌空谈论他们的成就都是可笑的。从孙中山到,从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能归纳出无穷的结论,给他们的遗产簿上增加源源不断的页码。但不要忘记英国作家阿多斯·赫胥黎的警告:“不过一两代人的工夫,那些标新立异的思想就变成了正统僵化的说教。”这些伟大人物最重要的、永不枯竭的遗产就是,他们在面对不同的困境时,都不畏惧传统的成见,愿意尝试新的道路,当他们开始行动时,他们都很年轻,他们可能所知不多,但他们心中都被一些热忱的信念所鼓舞着,他们知道到达彼岸的旅程并非一帆风顺,但他们愿意相信自己或者自己的后代终有可能到达。他们当然也会、甚至经常犯错误,但他们比任何人都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正如所说的:“在这场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六合历史开奖记录类似于‘点映’